在中国革命的壮阔征程中，总有一群跨越山海的身影，以赤子之心诠释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新西兰籍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1927年，30岁的艾黎不远万里从新西兰来到中国，自此与中国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在中国全民族抗战战略转折的关键时期，艾黎踏上赣南这片热土，三载深耕、情系民生、力促救亡，以工合运动为炬，在烽火中播撒现代工业火种，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注入了有生经济力量。
缘起：烽火筹谋，筑牢抗战“经济国防线”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猖狂地践踏中国大地。沿海工业城市相继沦陷，大批工厂被毁，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后方经济濒临崩溃。面对不断涌入的难民、只能坐以待毙的失业工人，艾黎心生同情，时常思考“怎样才能把他们最好地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等问题。
1938年春，在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启发下，艾黎决心在中国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期望通过组织失业工人和难民发展中国的战时经济，为抗战筑起一道坚实的“经济堡垒”。这一计划迅速得到宋庆龄、胡愈之、陈翰笙等国内爱国人士的鼎力支持，周恩来、博古等共产党人更以远见卓识指明方向。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它把因战争而失业的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生产，为抗日武装和后方民众提供重要物资支持，一度被誉为“经济国防线”。
武汉会战期间，艾黎采纳周恩来和博古的建议，动员多家武汉企业西迁，并在陕西宝鸡设立工合的第一个派出机构——西北区办事处，搭建起稳固的后方生产枢纽。尽管在西北地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但艾黎念念不忘的仍是东南地区。尤其是武汉会战结束后，艾黎决定亲自负责东南地区的工合运动，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以抗击日军。
然而，随着南昌、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失守，东南地区遍地硝烟。把工合运动组织设置在哪里，成了艾黎的心病。当了解到赣州这座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古城还未被占领，具备建设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条件时，他决定亲自前往调查。1938年9月，艾黎抵达赣州后即刻展开调研，发现这里手工业基础好、物产丰富、劳动力充足，更聚集着大批满怀抗日热忱却生计无着的沿海难民与失业工人，实为开展工合运动的沃土。
更为可贵的是，艾黎始终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感召。调研期间，他专程前往瑞金，收集苏区时期的脚踏印刷机、邮票、红军革命烈士纪念塔的碑石等，深入探寻苏区开展合作社的经验。后来，他把这些碑石都带去了延安。毛泽东、朱德看了很高兴。毛泽东还风趣地告诉他：“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把那些地方借给国民党。”
经过综合考量，艾黎下定决心将工合的东南办事处设在赣州城。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简称“东南工合”）在赣州城西津路中华圣公会正式成立。艾黎任办事处主任，下设组织、财务、总务、技术四课，管辖赣、粤、闽、浙、皖等5省28个县级事务所，一场烽火中的生产自救运动就此燎原。
情聚：躬身实干，书写工合事业传奇
为了尽快打开东南工合事业局面，艾黎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此，艾黎回忆道：“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能办起来，都能坚持下去，很不简单，很不容易。”
这份“不容易”，首先源于民众的疑虑——此前国民党当局主导的“合作社”，实为地方绅士囤积居奇的工具，强迫民众参与却中饱私囊，百姓深受其害。因此，赣南百姓一听到又要创办“合作社”，都反感不已。
为了消除百姓的误解，艾黎四处奔走，殚精竭虑。一方面，他组织人员反复宣传工合制度规范、流程透明、大有裨益，特别强调“工合的贷款是用于生产的，没有足够利润前绝不索回”；另一方面，他努力通过试点示范来打消群众的疑虑。比如，在生产发展中，他始终坚持“安置难民和失业人员”的创业初心，以东南工合办事处的名义帮助周边沦陷城市难民、本地失业工人和抗日军人家属就业，得到百姓交口称赞。
人才是事业之基。艾黎特别注重招揽专业人才，曾多次前往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演讲、宣传，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到赣南的事务所和指导站工作。同时，他广邀学有专长的爱国华侨、国际友人加入东南工合。奥地利医生严斐德便是其中代表，他不仅为社员诊疗，还为新四军伤员提供医疗援助，成为工合队伍中的国际暖流。为培育实干人才，1939年6月至1940年4月，东南工合办事处在瑞金举办了3期讲习班，累计培养学员120多名，涵盖社员骨干、社会进步青年和中国共产党派来的同志。课程内容既有工合相关管理规范、产业应用，也涵盖抗日宣传、时局分析等。举办讲习班期间，艾黎虽患疾卧床，但仍然写信勉励学员“为国家社会服务，已尽救国之职责焉”。讲习班的同学备受鼓舞，复信表示：“为了祖国生存，为了世界和平与正义，愿牺牲一切，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在艾黎的悉心培育下，东南工合事业蓬勃发展，各种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兴国事务所报告书》记载，仅兴国县，1939年就组建了日用化学、卷烟、印刷、缝纫等行业合作社47家，社员达到828名。到1940年上半年，赣南10县已发展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近3000名社员，涵盖40多个行业，带有工合标记的产品在市场上随处可见。
工合事业的发展，不仅极大方便了百姓的生活，也有力支援了前线的抗日斗争。如于都潭头瓷器生产合作社，巅峰时月产瓷器2000余件，不仅满足了民众日常需求，还利用瓷土的绝缘特性，为新四军生产瓷制手榴弹外壳，助力前线作战。
回响：火种不灭，工合精神照见未来
艾黎在赣南的岁月，始终与艰辛和风险相伴。1939年5月，因过度劳累，艾黎在安徽屯溪赴赣州的途中病倒，罹患伤寒和痢疾，卧床两个月。病愈后，他不顾医生劝阻，再次投身工作，多次徒步、骑马深入偏远山区指导合作社建设，途中曾遭遇翻车、敌机轰炸等危险。即便如此，他始终坚守一线，与社员同甘共苦。
艾黎深知，要实现生产自救、支持长期抗战，仅靠效率低下的手工业是无法满足的，必须进行机械化生产。1938年9月，他一到赣州城，就领导组建了赣州水东机器合作社。面对机械化程度几乎为零的赣南工业，艾黎带领工人实现工艺技术和民主管理的双突破。到1940年5月，合作社已经成功生产出碾米机、织布机等100多种设备，还成功修复了江西公路局及各大工厂的汽船和机械配件。7月，水东机器合作社全体社员专门制作了一面写有“工人之友”的彩旗赠予艾黎。1940年底，艾黎因工作需要离开赣州，结束了他在东南工合的实地工作。
水东机器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当时迫切的生产需求，也有力支持了中国抗战事业。1944年，为支援大余新城机场建设，合作社工人以手工锻造方式，七天七夜不熄炉火，完成3000枚道钉的生产任务，确保了美军轰炸机的顺利起降。1945年，日军围城时，工人冒着被轰炸的危险，将机床拆运至会昌，帮助盟军修复了价值50余万元的器械。（作者单位：中共赣州市委党校）
1951年，赣州专署接管水东机器合作社20多部机床，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赣州机器厂，1965年更名为江西气体压缩机厂，成为赣南机械工业的核心企业。对赣南这片曾经挥洒汗水的土地，艾黎始终饱含深情，充满热爱，先后四次重返赣州。1979年重访赣州时，他抚摸着江西气体压缩机厂仍在使用的1940年产C618车床，不禁感叹“这是赣州工业的火种”。
在艾黎80寿辰的宴会上，邓小平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这位跨越国界的“老战士”，用三年赣南岁月书写了人类互助的动人篇章，用六十载中国情缘架起了中新两国交往的友谊桥梁。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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