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纪念日。在今天回望他战斗与生活过的红土江西，那些跨越岁月的光辉足迹，依然闪耀着初心的光芒。
大革命失败后，他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在中央苏区，他与朱德等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作出重要布局。抗日战争时期，他两次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为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三次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并抽空到南昌视察指导工作……
这些光辉足迹，记载着他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与执着追求，也见证着他为革命和建设立下的丰功伟绩。
南昌起义（油画）。黎冰鸿/作
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平生仅有的一次拍桌子
周恩来与江西的结缘，始于他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当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随后会议明确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全权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邓颖超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时，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但行动的具体内容，什么也没有讲。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际意味着死别！后来邓颖超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7月25日傍晚，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由汉口秘密乘船到九江部署起义准备工作。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晚住进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讨论起义有关问题。
就在起义即将付诸行动的时候，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在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应该征得张发奎同意，否则不可动，并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
这个意见遭到周恩来和前委的一致反对。周恩来愤然以辞职相抗争，为了表明自己气愤至极的态度，他说话时还拍了桌子。20年后，谈起这件事，周恩来对人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中仅有的一次。”
前委最终确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但是，这时又发生了意外，7月31日夜，一个副营长跑到敌军指挥部告密。前委当机立断，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全城。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4军第25师两个团3000人赶到南昌。周恩来见到他们后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根据原定计划，8月3日至5日，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周恩来8月5日随军离开南昌，9月初由瑞金进抵福建长汀。
周恩来等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说明稿。
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打出蒋介石“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主持苏区全面工作。
当时，摆在中央苏区面前最主要的是军事问题。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回到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总司令朱德一起领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红军占领了黎川、建宁、泰宁、金溪等县，开辟了黎建泰新苏区，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周恩来又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关于攻打南丰、南城的命令，这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决定胜败的关键性决策。
1933年2月27日和3月21日，红军先后在黄陂、草台冈地区取得两次伏击战的胜利，歼灭敌人近3个精锐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创造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坦承：“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1933年11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右三）与红一方面军同志合影。
三步棋，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作出重要布局
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博古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1934年1月4日，周恩来从前方返回瑞金。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在所难免。
此时，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布局上，周恩来下了三步妙棋。一是1934年5月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去鄂豫皖苏区，策划红二十五军提前战略转移，为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打下了基础。二是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附近与广东陈济棠部进行密谈，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双方谈判的成功，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打开了通道。三是将受伤的陈毅留下来与项英一起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陈毅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三年之久，最终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历史充分证明，周恩来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布局充满深远眼光。1934年10月10日，周恩来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红军长征结束后的周恩来。
两上庐山谈判，“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至9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蒋介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举行了5次谈判，其中最关键的是两次庐山谈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带着《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上庐山，代表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在会谈中，蒋介石避而不谈《民族统一纲领》，推翻了在杭州答应红军可在3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的承诺，并提出请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的无理要求。由于双方分歧过大，第一次庐山谈判无果而终。
6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致电中共中央，邀请周恩来再赴庐山谈判。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7月13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庐山。
当时，蒋介石正在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人士对国是意见，但共产党没在邀请之列。因此，周恩来等人没有公开露面，谈判只能秘密进行。蒋介石带着邵力子、张冲与周恩来等会谈，态度依然十分冷淡。双方激烈的争执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上。蒋介石推翻了他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答应的红军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的意见。
面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周恩来虽多次交涉，蒋仍坚持己见。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由于谈判已陷入僵局，周恩来等人随即离开庐山。
两次庐山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要求和意见，因而有其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对庐山谈判作过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合影。图源庐山抗战博物馆
34年后重访故地南昌，是“几年来最轻松、最高兴、最满意的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三次登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
第一次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第二次庐山会议是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庐山会议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周恩来再次留下了为国操劳、不倦工作的身影。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9月17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陪同下，带着华东各省市的书记齐集南昌。这是周恩来34年前领导南昌起义后第一次重回南昌。
在南昌，周恩来对江西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说，希望江西在外调粮食12亿斤的基础上，再外调粮食3亿斤。刘俊秀知道，要不是因为粮食困难重重，周总理也不会提这个要求。
多年后，当年随周总理来南昌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说：“这一天可以说是总理几年来最轻松、最高兴、最满意的一天。”1961年，江西人民克服困难勒紧裤腰带，外调了15亿斤粮食。据统计，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累计外调粮食43.5亿斤，成为当时全国调出粮食最多的两个省份之一，为缓解全国粮食危机、稳定全国粮食局势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此行还视察了南昌的城市建设。南昌解放后，修建了八一大道等一批标志性工程。尤其是八一大道，在当时与北京长安大道、汉口中山大道、上海闵行一条街并称为“三条半马路”。9月18日，周恩来登上省政府办公大楼楼顶，鸟瞰全市，不由得赞叹道：“江西老表，气魄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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